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大论断，对于我们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编者按
日前，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第二个结合”相关理论研究、决策咨询、宣传普及，上海社科院和上海市社联举行联组学习。本报摘编部分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有机结合造就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形态
黄凯锋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我们要从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激发和熔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应和影响两个方面认真领会“彼此契合”“相互成就”，深入理解经由“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赓续了中华民族之魂。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信念激发中华文化的家国情怀、天道观念；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价值观激发中华民族知行合一的实用理性；人民主体论、群众史观激发中华礼乐文明、人际伦理和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党性思想激发传统修身文化；世界历史理论激发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既出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逻辑，也出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逻辑。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文化注入现代性的同时，有效避免“西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条件。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百年历程，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熔铸和再造，具有革命性意义。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价值立场和思想方法，熔铸和提升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再造和提升中国古代“实事求是”的人品和史观；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理念，再造提升中国文化“致中和”“道中庸”的境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造提升中华文化天下一家的大同思想。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华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应和影响始终是广大知识分子深切关注的话题。1921年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探讨了中西文化的本质，对两者融合的可能性进行反思。抗战时期，熊十力的“新易学”、马一浮的“新经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哲学的回应”。1935年，上海十位教授联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所谓中国文化本位建设的五项原则。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反对党八股》中再次强调这个要求。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一历史课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没有自发地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但被马克思主义激活后，焕发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助力中国走向“文化上平衡，结构上合理，伦理上适宜”的现代化文明之路。
“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开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纵深，也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华文明主体地位的确认。经由“结合”，一方面我们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认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只有中国当下现实的来源，还应当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来源；另一方面我们也进一步深化了中华民族在文明交融、文化结合的锻炼中自主生长、自我实现的认识。经由“结合”，我们阐明了中国为什么选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解释了中国为什么能够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超越了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自身的旧观念，更新了中国人对于本国的历史意识，有效解释今日中国的成功现实，使我们进一步掌握历史主动；增强了本土文化认同和社会共识，实际上也强化了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三条路径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瞿骏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准确深入地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命题，至少要从以下三条路径来学习领会。
一是把握“中华民族”，理解由“五个特性”塑造统贯的伟大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这五个突出特性精准传神地凸显了中华文明从古到今连绵不绝、不曾间断的伟大。从“五个特性”出发，我们才能探知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演进中，能够成为多元一体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因所在；从“五个特性”出发，我们才能懂得中华民族为何能生生不息、持续发展壮大，为何能历经磨难而愈挫愈勇、奋发奋起。
“五个特性”支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中国人民有力量，中华民族有前途，底气和自信就来自我们灿烂的文明和辉煌的文化。深厚的文化根脉和独到的文化优势，让我们获得了坚守正道的定力、砥砺前行的动力和变革创新的活力。我们要对中华文明所寄托的理想、保护的价值有强大的认同，对中华文明持久不息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有高度的信心，坚守中华文化不断传承发展的立场，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大力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二是把握“现代”，认识重焕中华文明荣光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由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重焕中华文明的荣光。
“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要在赓续传承中推进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进程是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从中可以汲取源源不绝的养分。“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要在独立自主中推进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进程需要与中国历史、中国国情紧密结合，以推动“两个结合”的不断深入。这样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由之路体现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正如总书记所言：“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是把握“文明”，为文化强国建设确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宏远目标。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归根到底是为了打造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直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打造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对如何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如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做了周密的部署和全面的安排。从十九届五中全会到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我国的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脉同国脉相连的战略性认识愈加牢固而清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中央更是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来统一文化强国的打造方向，统领文化发展的前进道路，统筹文化事业的精密布局，站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制高点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方位实现，立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宏远目标构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前景。
（作者系体育投注现金网_沙巴体育-娱乐场*官网@历史学系教授）
巩固文化主体性，全面建成文化强国
郑崇选
文化主体性关乎民族文化认同、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有了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坚定与自觉。
“新的文化生命体”一方面要求有非常典型的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质，同时又要与世界现代文明兼容共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引领未来世界的发展，为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注入稳定的发展动能和可持续发展的永恒价值。只有确立了新时代的文化主体性，“新的文化生命体”才具备了“根”与“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化发展重新开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中西文化的吸纳和贯通为全球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提供独特的中国经验。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在不断构建广大中国人心灵图谱与文化身份的同时，也为人类文明境界的开拓与提升贡献了卓越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这为中国未来的文化发展打开了广阔的文化空间，从内生的主体性角度不再以西方的文化价值作为或隐或显的参照对象，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和传承赋予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原创性重构。“第二个结合”从文化的角度拓展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如果脱离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语境，脱离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灵魂，就很难说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理论贡献，很难说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巨大阐释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文化软实力、与文明交流互鉴、与文明探源和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等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指明了“第二个结合”的科学路径，与时俱进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念形态与实践形态的互动与转化，形成与现代文明相互协同、与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相互适应的中华文明新形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核心目标无疑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关键路径就是要在坚持和贯彻“第二个结合”的前提下，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引领，使文化资源变为强国实力，转化为强大的文化生产能力和日用不觉的文明素养。文化资源转化的主要路径是从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精华，并赋予其时代内涵，融入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不断概括形成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推动中华文化的再生再造，使我们的文化资源进入世界文明体系之中，成为世界文明的内在要素。基于“第二个结合”所实现的文化资源转化过程，既是丰富发展人类文明的过程，又是不断提升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过程。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也是巩固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形成能与国际有效交流的对外话语体系，树立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只有基于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的中国故事，才能凝练出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最为基础的话语理论支撑。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由中华文明“五个特性”看中国式现代化
邵建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方面突出特性，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我们更深理解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更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坚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是对中华文明数千年传承与发展的高度凝练和全面概括，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清晰的理论逻辑。连续性主要体现中华文明的韧性和中国人民的坚韧，反映出中国人民不惧各种外来侵略压迫的意志品质；包容性主要体现中华文明“兼收并蓄”，反映出中华大地有容纳不同族群、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气度与胸怀；创新性主要体现中华文明的灵活性和创造力，反映出中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以及善于学习、敢于创新、勇于革新的优秀传统与优良品质；统一性主要体现中华文明“天下一统”的传统理念，反映出中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和平性主要体现中华文明“天下大同”与“四海一家”的朴素情怀，反映出中国人民善良、友好的特质特点。
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既有较强的内在关联，也有深厚的底蕴支撑。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宣示了拥有五千年古老历史而又焕发新生的中国，绝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势力压迫裹挟甚至侵略的信心与底气；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表明了守正创新的中国人，向一切先进文明文化学习的自发与自觉；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昭示了渴望统一的中华儿女捍卫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信念与决心；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体现了开放的中国，始终愿意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理念与追求；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揭示了善良友好的中国人，永远不走强国必霸邪路的传统与基因。
中国式现代化或者说中国的现代化，发轫于近代中国的自我救亡与民族自决，发生于中国人避免亡国灭种、文明湮灭的努力与抗争。它的开启，始于自救，始于“求生”，始于一种对外界威胁的应激反应，注定了它与西方现代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革命胜利后的中国，秉承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优良传统，硬是依靠中国人民的智慧、勤劳、坚韧，以及与生俱来的资源禀赋，通过几代人的节衣缩食和努力奋斗，跨越了西方列强数百年血腥的资本积累，取得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辉煌成就，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无论来源还是过程，都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是两种文明文化体系下的现代化，是两种制度下的现代化，有着和平发展式现代化与殖民掠夺式现代化的本质区别，有着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人剥削人、人剥削自然的现代化的本质区别。
中华文明的特性特质，决定了中国人民走自己的道路，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的简单模仿，而是一种全面超越和自我升华。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中国人才在艰难的探索与实践中，逐步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安排,逐渐摸索到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必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吸收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坚持中华文明文化的优秀传统和精髓，建立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上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知识体系
赵琦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要坚定文化自信，还要坚持守正创新，要“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以“守正”为前提，我们才能具有更高的理论自觉，做到纲举目张，取精用宏，在赓续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风清气正、欣欣向荣的新文化。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坚持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与道德修养，赓续中华文明向上与向善的价值取向。精忠报国、视死如归、还我河山、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筑就了中华民族的万里长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心胸造就了人类精神境界的顶峰。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的优秀传统品质，督促一代又一代能人君子立身行道、建功立业。重信守诺、重情重义的君子风范造就了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与亲仁善邻的淳朴民风。
中华文明追求的向上与向善的价值取向，同其体育投注现金网_沙巴体育-娱乐场*官网@：人、人生、人类社会与宇宙大千世界的客观知识相一致。要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必须坚守中华文明的成功基因，阐释与更新中华传统知识体系，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知识体系。这需要做到以下三步：
第一、正确认识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的优越性。中华文明的传统知识体系有其独特的真理性，它尊重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以求真务实的态度获得真知。正如《大学》主张“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说明只要按照事物自身的生成与发展规律行动，就能应时顺势、事半功倍。而要能够认识到事物本来的规律，不只需要格物致知的实践精神，也需要正心诚意的道德修养。在价值与事实统一的基本观念指导下，古代中国发展出了一套包罗万象、一以贯之的知识体系。
第二、突破现代学科壁垒，加强对传统知识体系的整体性理解，更好读懂中华文明。很少有一部古代典籍不是跨学科的，也很少有哪个现实问题不是跨学科的。要读懂中华文明，不能满足于断章取义的实用主义，而要能打破现代学科壁垒，对中华文明的知识进行整体性把握。譬如，要读懂《盐铁论》，需要具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多重知识储备。又比如高中语文教科书选用的《滕王阁序》，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同时也集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知识于一体，仅仅依靠语文学科知识还不足以理解该篇对中华文明的价值。
第三，在中华文明传统知识体系的滋养下，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知识体系。现代西方所谓的客观中立的学科知识与学术研究，本质上建立在西方的价值体系与思维方式之上，诸如工具理性观、线性历史进步观、个人利益最大化等，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而另一些诸如主客二分思维、本体论形而上学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相符合，也与现代前沿科学相悖。更新知识体系的工作迫在眉睫。我们应当在对中华文明各类有形与无形资源的理解与把握中，运用正确的思维方式与方法论，消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知识，构建一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知识体系。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海派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周武
文化传承关乎中华民族的“根脉”，关乎民族复兴的文明根基，关乎文化的创新空间，更关乎文化的主体性。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海派文化的形成、发展与繁盛，并在中国文化版图上独树一帜，得益于开埠以后上海在开放与包容中形成的多元文化格局，而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又赋予上海都市文化旺盛的创造力、想象力和生命力，以及海纳百川的襟怀和气度。海派文化洋溢着创造性和革新精神，为中国固有文化注入更旺健的活力和更蓬勃的生机，成为推动中国固有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种磅礴力量，这种能量具有开放、包容和创新三大特质。
开放是海派文化的第一大特质，也是上海这座城市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开埠以后，上海全方位开放。这种开放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外国人可以到上海租地建屋、贸易经商，更重要的是其确立了一整套体制，确保开放可持续。开放，不但使上海快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口岸，而且成为连接中西“两个世界”的枢纽之城。因为开放，上海率先建立了全球性的商贸网络和信息传播网络，借助这个网络，上海把世界带进中国，把中国带入世界。海派文化就是在全方位的开放过程中汲取全国甚至全球的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没有开放的格局，海派文化不可能有那么旺盛的生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开埠以后，因为文化来源的多样性，上海进一步发展了文化上的包容性，这一点从上海方言的结构中也可以非常典型地反映出来。现在的上海话并不是开埠前上海方言的简单延续，开埠后最初三四十年的来沪移民基本上“各操土音”，上海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渐融汇各种“土音”而成。民国年间，一位日本学者曾研究过上海方言的结构，他认为上海话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是苏州语系，包括上海、宝山、南汇、昆山、嘉兴、崇明、湖州、无锡、常州、杭州等地方言；第二是宁波语系，包括绍兴、严州、金华、衢州、台州等地方言；第三是粤语系；第四是其他方言，包括苏北方言等。其中苏州语系占75%，宁波语系占10%，粤语系占0.5%，其他方言占14.5%。上海方言的构造如此，海派文化更是如此。
海派文化最突出的精神气质就在于“新”，在于推陈出新，正是“新”赋予海派文化活泼的生命力。当然，海派文化的“新”是伴随融汇而来，是中外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融汇的产物。众所周知，近代上海是个大码头，不仅仅是贸易的码头、经济的码头，也是新知识、新思潮的码头，新智慧的码头。正是借助这个码头，国内各区域的文化和世界各地的文化梯航而来，在这里碰面、会叙，也在这里交锋、融汇，海派文化就是在中外文化的碰面、会叙与交锋、融汇过程中孕育出的一种文化新命。没有融汇，就没有海派。
开放、包容和创新，共同铸就了生生不息、云蒸霞蔚的海派文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如火如荼的上海文化品牌建设和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重新激活和焕发了海派文化的活力。上海要打响文化品牌，推动文化的高质量发展，尤其需要弘扬海派这种海纳百川的胸襟、气魄和精神。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丨文汇报
编辑丨王蓝萱
编审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