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沉睡在上海音像资料馆的胶片，在数字时代的曙光中被重新唤醒。这些时间跨度从晚清延续至1949年的活动影像，以集群式的面貌首次完整地进入学术视野，它们所承载的，远不止是褪色的画面与斑驳的划痕。当放映机的光束刺破黑暗，投射出的是一部被视觉书写的中国现代教育史诗，其中最为深沉跌宕的章节，莫过于烽火连天岁月里，教育与国运交织的悲壮叙事。这些“光阴的残片”不仅填补了历史的视觉空白，更以其独特的影像肌理，把我们带入一个可观看、可感知、可共情的往昔现场。
孙明经用16毫米机器拍摄的中国西部影像，部分镜头截图
孙明经用16毫米机器拍摄的中国西部影像，部分镜头截图
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广告
远东运动会影像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一周教育电影轮映表
中心与原点 上海的影像枢纽地位
要理解这批教育影像的脉络，必须首先回到其生产、流通与收藏的原点——上海。中国教育电影的自觉实践，几乎与上海作为现代中国文化与工业中心的崛起同步。1918年，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的成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其明确宣告电影为“通俗教育必须之品”，旨在“抵制有伤风化之品，冀为通俗教育之助”。这绝非简单的商业广告，而是一份将影像从市井娱乐提升至文明教化高度的文化宣言。诞生于此的《盲童教育》《女子体育观》等影片，构建了中国最早一批“视觉化教材”，镜头成为传播新知、重塑观念的手术刀。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的胶片洗印技术为全国提供支撑，辅助教育电影在全国范围的播映。如明星公司、复旦公司等拍摄的运动会、市民生活等纪实影像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珍贵的历史文献史料。
及至1930年代，以上海为枢纽的影像网络愈发成熟。1932年，蔡元培先生发起成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倡导用电影进行国情调查，拍摄中国地理名胜以激发爱国热情，拍摄科学常识以提升大众文化。出自对于“三分娱乐七分教育”的理解，协会在教育上以“民族国家应有之影响”来评判电影质量的高低。在电影创作的主要阵地上海，协会分会在购置和摄制教育影片，推广教育影片，制定影片标准，抵制不良影片，出台体育投注现金网_沙巴体育-娱乐场*官网@：电影出路的方案，组织电影教学团体，编纂、发行中国电影年鉴和各种出版物，以及加强国际交流方面开展工作。
同时，上海的金融机构为类似金陵大学理学院孙明经团队的人类学影像考察提供资助，租界的国际化语境则促成了教育影像的跨国对话。1934—1945年间，魏学仁、孙明经等拍摄记录的《蚕丝》等纪实影像，其后期制作与学术研讨，无不浸润着上海提供的工业基础与文化视野。因此，对这批发源且收藏于上海的影像进行系统研究，绝非地域性的地方史料整理，而是直指中国现代视觉教育生成的“中枢神经”。它促使我们审视，现代性观念如何通过上海这一中西交融的熔炉，被转化为具体的影像语言，进而辐射全国，参与塑造一代国民的精神图景。
烽火中的多声部 抗战教育影像的复杂叙事
抗战时期的影像，无疑是这批档案中最具历史重量与情感张力的部分。它们并非铁板一块的“宣传品”，而是一个充满对峙、挣扎与坚韧的多声部视觉场域，大致可辨三种相互纠葛的叙事脉络。
其一，是纪实与坚守的叙事。以孙明经等电影工作者为代表的镜头，跟随学校与机构西迁，记录下战火中教育的存续。在《抗战中之重庆》《新四川》等片中，我们看到学生在轰炸间隙于防空洞口坚持晨读，教师在简陋茅屋中用自制仪器演示物理实验，难童教养院里，孩子们在学习文化的同时参与生产劳动。这些影像没有宏大的煽情，却以朴素的平视镜头，凝固了“教育不辍，则文明不灭”的坚定信念。当时中国政府《难童救济教养实施方案》中“培养健全体格、养成国家民族意识”的条文，在影像中化为难童队列操练的步伐、课堂上演唱救亡歌曲时昂起的脸庞。镜头在此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残酷现实的记录者，也是民族精神“救赎”与“存证”的守护者。
其二，是全民动员的视觉化叙事。战争将“电化教育”迅速纳入国家机器，影像成为塑造集体认同、鼓舞抗战意志的强力工具。官方制片机构出品的影片，如《抗战建国》系列，擅长运用象征性语言：航拍下井然有序的后方工厂与农田，象征持久战的雄厚根基；特写中工人坚毅的眼神与学生紧握的拳头，隐喻全民抗战的决心；蒙太奇剪辑将课堂朗朗书声与前线烽火硝烟并置，强化“教育为建国之基，抗战为护国之盾”的意识形态话语。这类影像通过露天放映等形式深入民间，将国家意志转化为可观看、可感受的集体仪式，在动员不识字的广大民众方面，效力远超文字宣传。
其三，是殖民权力企图通过影像实施的规训叙事。日伪控制的“满映”所制作的影片刻意营造中国儿童学日语、行日礼等景象，将殖民压迫包装为“文明开化”与“东亚共荣”。同时，上海音像资料馆从美国采集来的一段20多分钟的清晰影像，则展现了淞沪抗战中的市区巷战和四行仓库保卫战等重要场景，一些民间文史资料收藏家也提供了大量日方档案资料和教科书等相关文物来佐证。正是此类影像，揭示了教育场域作为权力博弈的核心地位，而镜头则成为其中关键的意识形态武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下的拍摄机构和创作者用“如何建设一个独立、自强、科学的现代中国”的隐形影像叙事，来对抗和消解日伪“如何在中国人顺从下完成殖民现代化”的规训叙事。
塑造现代景观 影像中的国族、身体与空间
早期教育影像的镜头，如同一位不动声色的建筑师，参与设计和建造了现代中国的视觉景观，尤其是在国族认同、身体观念与空间意识方面。
国族认同的塑造，在上海王开照相馆负责拍摄的《第六届全运会》（1935）中达到高潮。航拍镜头掠过宏大的上海江湾体育场，将现代民族国家对于秩序、规模与集体力量的想象倾注于视觉形式之中。镜头穿梭于西装革履、旗袍缤纷的摩登观众与赛场上奋力冲刺的运动员之间，特别是女性运动员矫健的身姿，被特写镜头反复强调，彻底颠覆了传统审美中孱弱的女性形象，代之以“健康国民”的身体典范。更巧妙的是，影片将传统“国术”表演纳入现代运动会的叙事序列，实现了“体育的现代化”与“武术的民族化”在视觉上的融合，建构出一种兼容并蓄、具有主体性的民族文化意象。
影像亦是规训与解放身体的双重场域。从《女子体育观》中舒展的运动姿态，到战时教育片中严格的军事化操练，镜头引导着观者何为“理想”的身体。这种身体不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被赋予了政治与教育意义：它应是强健的，以承载保家卫国的责任；应是卫生的，以象征文明的进程；应是守纪律的，以体现现代集体的秩序。在难童教养院的影像中，孩子们学习洗手、体操、整理内务，这些日常细节的展示，正是通过身体习惯的养成，将国家与民族的规范内化于个体生命之中。
与此同时，影像重新绘制了教育的空间地图。传统私塾的封闭空间被彻底打破，代之以敞亮的教室、配备仪器的实验室、开阔的操场与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这些空间在镜头下不仅是教学活动的容器，其本身就是现代教育理念的物化象征。实验室象征着科学理性的探索精神，操场代表着对健康与集体主义的推崇，而抗战时期出现的山洞课堂、田野教室、流动放映队，则更富张力地展现了教育空间在极端环境下惊人的韧性与生命力，教育由此从固定的建筑物弥散至整个国土与救亡图存的宏大时空之中。
从文献到现场 影视史学的中国实践
这批上海藏影像的数字化修复、整理与深入研究，其意义远超补充史料，它正推动着一场历史研究方法论的静默变革，是为“影视史学”理论提供的丰饶中国实践。
首先，影像提供了文字档案难以企及的“氛围证据”与“具身性体验”。年鉴学派史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强调对历史“长时段”深层结构的把握，而这些动态影像恰恰补全了其结构中常被忽略的“生活质地”。我们通过文本可以知道战时大学西迁的路线与章程，但只有通过孙明经的镜头，才能“看到”学生们在颠沛流离中仍紧紧抱着书籍的神态，才能“听到”（尽管是默片，但专注营造了听觉的想象）临时课堂里异常的安静与教师竭力的讲授。这种对历史现场气氛、人物情绪与身体实践的保存，让过去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为可感同身受的“曾经存在”。
其次，影像揭示了“被叙述所忽略的细节”。官方文件与宏大叙事往往聚焦于政策、事件与人物，而影像的镜头却总是不经意地捕捉到历史的边角：难童破旧衣衫上一丝不苟的补丁，诉说着战时物质极度匮乏下的尊严与体面；乡村教育片中农民围观放映时张大的嘴巴与好奇的眼神，直观传递了新知识传播所带来的冲击。这些细节如同历史肌体上的细胞，让宏观叙事变得血肉丰满。
最终，影像汇聚的档案将我们的历史认知引向“情感”与“记忆”的深层维度。它们是一座体育投注现金网_沙巴体育-娱乐场*官网@：民国教育的“情感档案馆”。镜头中，学生对科学实验的好奇目光、运动员冲线瞬间的狂喜、难童接过书本时小心翼翼的动作，都封存着特定历史时刻具体人群的情感状态。研究它们，不仅是在分析教育制度与思想，更是在尝试解读一个时代集体的希望、焦虑、坚韧与创伤。正如学者所言，影像使得历史研究得以从“他们想了什么”深入到“他们感受了什么”，从而为我们理解教育如何真正在人的心灵中留下印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路径。
对上海音像资料馆藏的早期教育影像，特别是其中抗战篇章的系统打捞与阐释，是一次穿越光影的史学跋涉。它让我们看到，在民族命运的惊涛骇浪中，教育并非被动飘摇的扁舟，而是国人主动锚定文明坐标、存续文化基因的方舟。而影像，则是这艘方舟的忠实日志，记录下其间的颠簸、修缮与不屈的航向。
这些胶片的价值，不仅在于让我们“看见”历史，更在于它们本身即是历史能动的一部分——它们参与塑造了现代中国的国族观念、身体美学与知识图景。在理论层面，它们证实了视觉材料作为历史证据与方法论的独特力量。今天，当我们将这些残片置于学术的光束下仔细检视，不仅是为了复原一段被遗忘的过往，更是为了透过那一格格定格的光影，去理解教育与影像在一个古老国度迈向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复杂而深刻的角色。
作者丨毛毅静（单位：体育投注现金网_沙巴体育-娱乐场*官网@美术学院）
来源丨文汇报
编辑丨王蓝萱
编审丨戴琪
